大秦帝国6:帝国烽烟完整版,第一节暴秦说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-阿奇小说网

书号:43614 时间:2017/11/9 字数:63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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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秦帝国的骤然灭亡，是‮国中‬文明史上最大的黑洞。

　　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，以变法图強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；使当时的‮国中‬，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

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，又一举整合了舂秋战国五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，以最大的规模，以最快的速度，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器时代最为伟大的‮家国‬形式，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。依照历史的法则，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，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。然则，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（其后三年为崩溃期）。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，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，也轰然溃灭了。

　　这一‮大巨‬的命运落差，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。

　　历史的发展，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內在逻辑：权力主体的灭亡，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；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突然沉沦，并不必然植

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。历史的事实是：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，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；秦帝国‮权政‬因突发政变而突然崩溃了，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。

　　历史的逻辑，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。然则，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，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：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，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，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，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，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，互为因果，越纠

越

。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，对秦亡原因之探究，长期陷⼊一种陈陈相因的主流定论：秦政暴

，暴政亡秦。当然，这个误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，是“暴秦”说的学理成因之一。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“暴政”依据，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，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，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。

　　“暴秦”说其来有自，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。

　　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，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。就总体而言，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流：一则，是从制度的意义上，⾼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，并力图效法泰国，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浪嘲；一则，是从施政的意义上，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，其代表

言论是“苛法”说与“虎狼”说。在战国时代，尚未见到明确的“暴政”说法。就

基而言，这两种说法的

基点是不同的。“苛法”之说，是具有“王道”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。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，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

，但就其基本面而言，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，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。“虎狼”之说，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，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，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，实属攻讦

的非正当评判，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。

　　从基本面说，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，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。最基本的依据，有两方面。一方面，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，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，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⾼度评价。在《強国》篇中，荀子依亲自⼊秦的所见所闻，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⾼评价：“佚而治，约而详，不烦而功，治之至也。秦类之矣！”在《正论》篇中，荀子则对“治世重刑”的合理

作了充分论证，实际是对“苛政”说的回应。荀子之说，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。另一方面，战国末期“天下向一”的历史趋势⽇渐形成“天下一统”的可

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。这种人心趋势，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，寄厚望于秦国“一”天下。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：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，但天下主流是肯定秦政秦制的。当然，这种肯定的后面，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：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，成功本⾝是“应时而变”的结果，是顺应嘲流的结果。在“求变图存”与“大争事功”成为时代精神的大背景下，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‮大巨‬成功的‮家国‬，是没有指责理由的。

　　秦帝国一统天下后，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。

　　变化的轴心，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。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，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所建文明的总体对比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。然则，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，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精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內：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，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，更谈不上问罪了。历史声音的突然变调，开始于“焚书坑儒”案之后。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“亡”去（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）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：秦政毁灭典籍，暴

之道也。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，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，都在离开‮央中‬朝廷后与蔵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。这种以“非秦之政”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，使原本并不具有‮实真‬政治

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，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。

　　“暴秦”说，遂以极大的声势，在秦末之

中陡然生成了。

　　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，对秦政的认知评判，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。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，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

仇恨。“闾左徭役”们直接仇恨的对象，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，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。陈胜的“天下苦秦久矣”之叹，所言实际內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。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，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：先以为扶苏、项燕鸣冤为事由，后又以“张楚”（张大楚国）为举事旗号，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。演变的转折点，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

之局。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，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強纷纷聚来，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，这才有了最初的“暴秦”说。原发经过是：陈郡“三老豪強”们劝说陈胜称王，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“伐无道，诛暴秦”的大业。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“暴秦”之名，是‮国中‬历史上最早的“暴秦”说。

　　就其实质而言，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：志在复辟的贵族势力，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，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，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，从而形成天下共讨“暴秦”的声势。其实际图谋，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強大借用力量。其后的历史事实，正是如此演进的：除了刘邦、项燕、黥布、彭越四支反秦势力，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，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，直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

基，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，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，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。陈胜‮权政‬的迅速消失，其

本原因，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內部瓦解了。

　　复辟势力遍地蜂起，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，立即以最

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。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，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。期间，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，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，因而具代表

。这三则言论，都是由张耳、陈余为轴心的“河北”赵燕集团所生发，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，又是被后世“暴秦”论者引用最多的史料。唯其如此，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：

　　陈中豪杰⽗老乃说（陈涉称王）…陈涉问此两人（张耳陈余），两人对曰：“夫秦为无道，破人‮家国‬，灭人社稷，绝人后世，罢百姓之力，尽百姓之财。将军嗔目张胆，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为天下除残也！今始至陈而王之，示天下私。愿将军毋王，急引兵而西；遣人立六国后，自为树

，为秦益敌也！敌多则力分，与众则兵強。如此野无

兵，县无守城，诛暴秦，据咸

以令诸侯。诸侯亡而得立，以德服之，如此则帝业成矣！今独王陈，恐天下不解也。”

　　武臣等从⽩马渡河，至诸县，说其豪杰⽇：“秦为

政

刑以残贼天下，数十年矣！北有长城之役，南有五岭之戍，外內

动，百姓罢敝，头会箕敛以供军费，财匮力尽，民不聊生。重之以苛法峻刑，使天下⽗子不相安。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，王楚之地，方二千里，莫不响应，家自为怒，人自为斗，各报其怨而攻其仇，县杀其令丞，郡杀其守尉。今已张大楚，王陈，使吴广、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。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，非人豪也！诸君试相与计之！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！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，报⽗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，此士之一时也！”

　　武臣（武信君）引兵东北击范

。范

人蒯通说范

令曰：“窃闻公之将死，故吊。虽然，贺公得通而生。”范

令曰：“何以吊之？”对曰：“秦法重。⾜下为范

令十年矣！杀人之⽗，孤人之子，断人之⾜，黥人之首，不可胜数。然而，慈⽗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，畏秦法耳！今天下大

，秦法不施，慈⽗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。此，臣之所以吊公也！今诸侯畔（叛）秦矣，武信君兵且至，而君坚守范

，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。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，可转祸为福在今矣！”范

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（又做了范

令的使者，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

令辩护的说辞）…武信君从其计，因使蒯通赐范

令侯印（注意，又成了武臣的使者）。赵地闻之，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。

　　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，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：

　　其一，強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，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

，丧失客观‮实真‬

。简单说，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，对陈胜设置了‮大巨‬政治陷阱：不要急于称王，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，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。这一陷阱的要害，是

骗农民军抵挡秦军，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。为了这一目标，张陈两人将“破人‮家国‬，灭人社稷，绝人后世”列为“暴秦”首恶，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“为秦树敌”的首要急务。而后来的事实是：包括张陈集团在內的六国贵族，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，则立即迅速称王，丝毫不顾忌“示天下私”之嫌疑了。这等因⾚裸裸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“暴秦”说，是典型的攻讦说辞，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。是故，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，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。

　　其二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，虚声恐吓，肆意夸大。蒯通说范

令之辞，是“秦任酷吏”说的代表。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，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‮慰抚‬之间的自相矛盾，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。显然的事实是：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，先恐吓范

令，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

令的前途：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，便可“转祸为福”；而后，蒯通再转⾝变作范

令特使，对武臣又大说范

令苦衷，使武臣“从其计”；再后，蒯通又摇⾝变作武臣特使，赏赐范

令以侯爵印并⾼车驷马；至此，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，范

令也“转祸为福”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。此等秦末策士卷⼊复辟黑嘲，其节

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⽔准，变成了真正的摇

鼓⾆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。即或大有“贤名”的张耳陈余，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，终究由“刎颈之

”变成了势不两立。我们要说的是：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，多有肆意夸大，不⾜作为史料凭据。

　　其三，此类说辞大而无当，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，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。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，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：一则“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”《史记》只云“数十万”尚且可疑。百万大军攻秦，全然信口开河。二则“陈涉王楚之地，方二千里”其时，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，何来方二千里土地？三则“头会箕敛，以供军费”秦帝‮军国‬费来源颇多，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“家家按人头出钱，官府以簸箕收敛”这一残酷形式。四则“家自为怒，人自为斗，各报其怨而攻其仇，县杀其令丞，郡杀其守尉”就实而论，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，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。然若天下尽皆这般，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內的秋风扫落叶之势？

　　其四，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

，其強烈的施暴实践，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暴言论的虚伪

。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，江东项羽集团的大暴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

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‮杀屠‬，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：第一次襄城屠城，坑杀全城平民；第二次城

大‮杀屠‬，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；第三次新安大‮杀屠‬，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；第四次咸

大‮杀屠‬，杀戮关中平民无计，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；第五次破齐大‮杀屠‬，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，大劫掠大烧杀，

反复辟后的齐国；第六次外⻩大‮杀屠‬，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而放弃。种种大规模暴行之外，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，后来又有杀楚怀王、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、大掘秦始皇陵等暴行。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暴，使大‮杀屠‬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

中骤然暴长。号为“宽大长者”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，也有两次大屠城：一屠颍

，二屠武关。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，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‮杀屠‬则自可以想见了。

　　当时，不幸成为“楚怀王”的少年芈心，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。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项羽为人，剽悍猾贼！项羽尝攻襄城，襄城无遗类，皆坑之！诸所过之处，无不残灭！”故此，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

，而主张“宽大长者”刘邦进兵咸

。剽者，抢劫之強盗也。悍者，凶暴蛮横也。猾者，狡诈

世也。贼者，琊恶残

也。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，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。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

本没有料到，因了他这番评价，项羽对他恨之⼊骨。此后两三年，楚怀王便被项羽以“义帝”名目架空。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。楚怀王能如此评判，⾜见项羽的酷烈大‮杀屠‬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。

　　太史公亦曾在《项羽本纪》后对其凶暴深为震惊，大是感慨云：“羽岂舜帝苗裔琊？何兴之暴也！”《索隐述赞》最后亦大表惊骇云：“嗟彼盖代，卒为凶竖！”——很是嗟叹啊，他这个力能盖世者，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！显然，项羽之凶恶为患，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。孰料世事无定，如此一个恶

横流凶暴骇人的剽悍猾贼，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，惋惜者有之，赞颂者有之，以致颂扬其“英雄气概”的作品广为流播。如此荒诞之认知，我族良知安在哉，是非安在哉！

　　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，没有过一次屠城暴行。秦始皇灭六国大战，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‮杀屠‬平民的暴行。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‮狂疯‬恶魔，对整个社会展开了‮态变‬的报复，其残暴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斥的“暴秦”千百倍。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暴行“楚汉相争”的短短几年，成为‮国中‬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期。其直接后果是，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⼊了“人相食，死者过半”的社会大萧条大⾚贫境地，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⼊严重⾚贫而不能恢复。

　　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，说者的动机、手法与怨毒的心绪，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。某种意义上，秦末复辟者的言行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：言大而夸，辞伪而辩，行辟而奷，心逆而险。是故，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，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。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，而将其作为论证“暴秦”的历史依据，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⾼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⽔准。

阿奇小说网 > 架空小说 > 大秦帝国6:帝国烽烟作者:孙皓晖	书号:43614 时间:2017/11/9 字数:63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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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帝国的骤然灭亡，是‮国中‬文明史上最大的黑洞。　　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，以变法图強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；使当时的‮国中‬，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，又一举整合了舂秋战国五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，以最大的规模，以最快的速度，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器时代最为伟大的‮家国‬形式，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。依照历史的法则，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，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。然则，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（其后三年为崩溃期）。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，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，也轰然溃灭了。　　这一‮大巨‬的命运落差，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。　　历史的发展，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內在逻辑：权力主体的灭亡，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；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突然沉沦，并不必然植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。历史的事实是：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，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；秦帝国‮权政‬因突发政变而突然崩溃了，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。　　历史的逻辑，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。然则，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，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：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，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，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，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，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，互为因果，越纠越。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，对秦亡原因之探究，长期陷⼊一种陈陈相因的主流定论：秦政暴，暴政亡秦。当然，这个误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，是“暴秦”说的学理成因之一。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“暴政”依据，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，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，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。　　“暴秦”说其来有自，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。　　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，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。就总体而言，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流：一则，是从制度的意义上，⾼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，并力图效法泰国，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浪嘲；一则，是从施政的意义上，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，其代表言论是“苛法”说与“虎狼”说。在战国时代，尚未见到明确的“暴政”说法。就基而言，这两种说法的基点是不同的。“苛法”之说，是具有“王道”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。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，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，但就其基本面而言，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，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。“虎狼”之说，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，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，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，实属攻讦的非正当评判，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。　　从基本面说，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，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。最基本的依据，有两方面。一方面，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，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，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⾼度评价。在《強国》篇中，荀子依亲自⼊秦的所见所闻，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⾼评价：“佚而治，约而详，不烦而功，治之至也。秦类之矣！”在《正论》篇中，荀子则对“治世重刑”的合理作了充分论证，实际是对“苛政”说的回应。荀子之说，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。另一方面，战国末期“天下向一”的历史趋势⽇渐形成“天下一统”的可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。这种人心趋势，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，寄厚望于秦国“一”天下。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：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，但天下主流是肯定秦政秦制的。当然，这种肯定的后面，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：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，成功本⾝是“应时而变”的结果，是顺应嘲流的结果。在“求变图存”与“大争事功”成为时代精神的大背景下，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‮大巨‬成功的‮家国‬，是没有指责理由的。　　秦帝国一统天下后，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。　　变化的轴心，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。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，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所建文明的总体对比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。然则，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，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精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內：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，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，更谈不上问罪了。历史声音的突然变调，开始于“焚书坑儒”案之后。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“亡”去（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）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：秦政毁灭典籍，暴之道也。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，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，都在离开‮央中‬朝廷后与蔵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。这种以“非秦之政”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，使原本并不具有‮实真‬政治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，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。　　“暴秦”说，遂以极大的声势，在秦末之中陡然生成了。　　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，对秦政的认知评判，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。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，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仇恨。“闾左徭役”们直接仇恨的对象，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，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。陈胜的“天下苦秦久矣”之叹，所言实际內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。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，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：先以为扶苏、项燕鸣冤为事由，后又以“张楚”（张大楚国）为举事旗号，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。演变的转折点，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之局。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，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強纷纷聚来，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，这才有了最初的“暴秦”说。原发经过是：陈郡“三老豪強”们劝说陈胜称王，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“伐无道，诛暴秦”的大业。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“暴秦”之名，是‮国中‬历史上最早的“暴秦”说。　　就其实质而言，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：志在复辟的贵族势力，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，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，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，从而形成天下共讨“暴秦”的声势。其实际图谋，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強大借用力量。其后的历史事实，正是如此演进的：除了刘邦、项燕、黥布、彭越四支反秦势力，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，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，直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基，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，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，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。陈胜‮权政‬的迅速消失，其本原因，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內部瓦解了。　　复辟势力遍地蜂起，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，立即以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。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，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。期间，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，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，因而具代表。这三则言论，都是由张耳、陈余为轴心的“河北”赵燕集团所生发，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，又是被后世“暴秦”论者引用最多的史料。唯其如此，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：　　陈中豪杰⽗老乃说（陈涉称王）…陈涉问此两人（张耳陈余），两人对曰：“夫秦为无道，破人‮家国‬，灭人社稷，绝人后世，罢百姓之力，尽百姓之财。将军嗔目张胆，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为天下除残也！今始至陈而王之，示天下私。愿将军毋王，急引兵而西；遣人立六国后，自为树，为秦益敌也！敌多则力分，与众则兵強。如此野无兵，县无守城，诛暴秦，据咸以令诸侯。诸侯亡而得立，以德服之，如此则帝业成矣！今独王陈，恐天下不解也。” 　　武臣等从⽩马渡河，至诸县，说其豪杰⽇：“秦为政刑以残贼天下，数十年矣！北有长城之役，南有五岭之戍，外內动，百姓罢敝，头会箕敛以供军费，财匮力尽，民不聊生。重之以苛法峻刑，使天下⽗子不相安。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，王楚之地，方二千里，莫不响应，家自为怒，人自为斗，各报其怨而攻其仇，县杀其令丞，郡杀其守尉。今已张大楚，王陈，使吴广、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。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，非人豪也！诸君试相与计之！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！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，报⽗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，此士之一时也！” 　　武臣（武信君）引兵东北击范。范人蒯通说范令曰：“窃闻公之将死，故吊。虽然，贺公得通而生。”范令曰：“何以吊之？”对曰：“秦法重。⾜下为范令十年矣！杀人之⽗，孤人之子，断人之⾜，黥人之首，不可胜数。然而，慈⽗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，畏秦法耳！今天下大，秦法不施，慈⽗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。此，臣之所以吊公也！今诸侯畔（叛）秦矣，武信君兵且至，而君坚守范，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。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，可转祸为福在今矣！”范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（又做了范令的使者，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令辩护的说辞）…武信君从其计，因使蒯通赐范令侯印（注意，又成了武臣的使者）。赵地闻之，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。　　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，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：　　其一，強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，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，丧失客观‮实真‬。简单说，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，对陈胜设置了‮大巨‬政治陷阱：不要急于称王，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，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。这一陷阱的要害，是骗农民军抵挡秦军，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。为了这一目标，张陈两人将“破人‮家国‬，灭人社稷，绝人后世”列为“暴秦”首恶，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“为秦树敌”的首要急务。而后来的事实是：包括张陈集团在內的六国贵族，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，则立即迅速称王，丝毫不顾忌“示天下私”之嫌疑了。这等因⾚裸裸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“暴秦”说，是典型的攻讦说辞，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。是故，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，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。　　其二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，虚声恐吓，肆意夸大。蒯通说范令之辞，是“秦任酷吏”说的代表。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，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‮慰抚‬之间的自相矛盾，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。显然的事实是：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，先恐吓范令，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令的前途：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，便可“转祸为福”；而后，蒯通再转⾝变作范令特使，对武臣又大说范令苦衷，使武臣“从其计”；再后，蒯通又摇⾝变作武臣特使，赏赐范令以侯爵印并⾼车驷马；至此，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，范令也“转祸为福”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。此等秦末策士卷⼊复辟黑嘲，其节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⽔准，变成了真正的摇鼓⾆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。即或大有“贤名”的张耳陈余，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，终究由“刎颈之”变成了势不两立。我们要说的是：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，多有肆意夸大，不⾜作为史料凭据。　　其三，此类说辞大而无当，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，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。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，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：一则“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”《史记》只云“数十万”尚且可疑。百万大军攻秦，全然信口开河。二则“陈涉王楚之地，方二千里”其时，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，何来方二千里土地？三则“头会箕敛，以供军费”秦帝‮军国‬费来源颇多，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“家家按人头出钱，官府以簸箕收敛”这一残酷形式。四则“家自为怒，人自为斗，各报其怨而攻其仇，县杀其令丞，郡杀其守尉”就实而论，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，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。然若天下尽皆这般，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內的秋风扫落叶之势？　　其四，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，其強烈的施暴实践，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暴言论的虚伪。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，江东项羽集团的大暴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‮杀屠‬，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：第一次襄城屠城，坑杀全城平民；第二次城大‮杀屠‬，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；第三次新安大‮杀屠‬，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；第四次咸大‮杀屠‬，杀戮关中平民无计，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；第五次破齐大‮杀屠‬，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，大劫掠大烧杀，反复辟后的齐国；第六次外⻩大‮杀屠‬，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而放弃。种种大规模暴行之外，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，后来又有杀楚怀王、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、大掘秦始皇陵等暴行。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暴，使大‮杀屠‬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中骤然暴长。号为“宽大长者”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，也有两次大屠城：一屠颍，二屠武关。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，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‮杀屠‬则自可以想见了。　　当时，不幸成为“楚怀王”的少年芈心，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。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项羽为人，剽悍猾贼！项羽尝攻襄城，襄城无遗类，皆坑之！诸所过之处，无不残灭！”故此，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，而主张“宽大长者”刘邦进兵咸。剽者，抢劫之強盗也。悍者，凶暴蛮横也。猾者，狡诈世也。贼者，琊恶残也。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，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。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本没有料到，因了他这番评价，项羽对他恨之⼊骨。此后两三年，楚怀王便被项羽以“义帝”名目架空。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。楚怀王能如此评判，⾜见项羽的酷烈大‮杀屠‬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。　　太史公亦曾在《项羽本纪》后对其凶暴深为震惊，大是感慨云：“羽岂舜帝苗裔琊？何兴之暴也！”《索隐述赞》最后亦大表惊骇云：“嗟彼盖代，卒为凶竖！”——很是嗟叹啊，他这个力能盖世者，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！显然，项羽之凶恶为患，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。孰料世事无定，如此一个恶横流凶暴骇人的剽悍猾贼，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，惋惜者有之，赞颂者有之，以致颂扬其“英雄气概”的作品广为流播。如此荒诞之认知，我族良知安在哉，是非安在哉！　　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，没有过一次屠城暴行。秦始皇灭六国大战，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‮杀屠‬平民的暴行。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‮狂疯‬恶魔，对整个社会展开了‮态变‬的报复，其残暴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斥的“暴秦”千百倍。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暴行“楚汉相争”的短短几年，成为‮国中‬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期。其直接后果是，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⼊了“人相食，死者过半”的社会大萧条大⾚贫境地，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⼊严重⾚贫而不能恢复。　　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，说者的动机、手法与怨毒的心绪，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。某种意义上，秦末复辟者的言行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：言大而夸，辞伪而辩，行辟而奷，心逆而险。是故，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，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。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，而将其作为论证“暴秦”的历史依据，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⾼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⽔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