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仨完整版,第十二节-阿奇小说网

书号:44840 时间:2017/12/12 字数:36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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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钟书带了女儿到武昌探亲之前，1957年的5月间，在‮京北‬上大学的外甥女来我家玩，说北大的‮生学‬都贴出大字报来了。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，真的満墙都是。我们读了很惊讶。三反之后，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。原来一点没变，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，比大字报上流露的还平和些。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，心上大为舒畅。几年来的不自在，这回得到了安慰。人还是人。

　　接下来就是‮导领‬号召鸣放了。钟书曾到‮南中‬海亲耳听到⽑主席的讲话，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，并未想到“引蛇出洞”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，听到各种论说，方知是经过长期精心策划的事，使我们对“政治”悚然畏惧。

　　所內立即号召鸣放。我们认为号召的事，就是政治运动。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。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《红楼梦》的“⾊空思想”接下来是肃反，又是反胡风。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。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，提升为一级研究员，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。接下来是⾼级知识分子受优待，出行有⾼级车，医疗有⾼级医院；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。

　　风和⽇暖，鸟鸣花放，原是自然的事。一经号召，我们就警惕了。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，已经放心満意。上面只管号召“鸣放”四面八方不断地引

催促。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。我对钟书说：“请吃饭，能不吃就不吃；情不可却，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。”钟书说：“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。”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，说的话都正确。例如有人问，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？我说：“不觉得。”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们沦陷‮海上‬期间，不论什么工作，只要是正当的，我都做，哪有选择的自由？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。我老实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爱‘起哄’。”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“起哄”也就不相強。

　　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⽗时，已感到将有风暴来临。果然，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，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。

　　运动开始，‮导领‬说，这是“‮民人‬內部矛盾”內部矛盾终归难免的，不⾜为奇。但运动结束，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。我们始终保持正确，运动总结时，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“对右派言论有共鸣”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，也就逃过了厄运。

　　钟书只愁爹爹

发议论。我不知我的公公是“准右派”还是“漏网右派”反正运动结束，他已不在了。

　　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，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。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；我“以勤补拙”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內的书。我按照计划完成《吉尔-布拉斯》的翻译，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。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，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

给我重译《堂-吉诃德》的任务。

　　恰在反右那年的舂天，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，并未引起注意。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《宋诗选注》，1958年出版。反右之后又来了个“双反”随后我们所內掀起了“拔⽩旗”运动。钟书的《宋诗选注》和我的论文都是⽩旗。郑振铎先生原是大“⽩旗”但他因公遇难，就不再“拔”了。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⽑选的定稿工作。一切“拔”他的《宋诗选注》批判，都由我代领转达。后来因⽇本汉学家吉川幸次郞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，也不拔了。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“⽩旗”给拔下又撕得粉碎。我暗下决心，再也不写文章，从此遁⼊翻译。钟书笑我“借尸还魂”我不过想借此“遁⾝”而已。

　　许多人认为《宋诗选注》的选目欠佳。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：要选的未能选⼊，不必选的都选上了。其实，在选本里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；钟书认为不必选的，能选出来也不容易。有几首小诗，或反映民间疾苦，或写‮民人‬沦陷敌区的悲哀，自有价值，若未经选出，就埋没了。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，选目由他自定，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是很大胆的不选。

　　选宋诗，没有现成的《全宋诗》供选择。钟书是读遍宋诗，独自一人选的。他没有一个助手，我只是“贤內助”陪他买书，替他剪贴，听他和我商榷而已。那么大量的宋诗，他全部读遍，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。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，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。

　　《宋诗选注》虽然受到批判，还是出版了。他的成绩并未抹杀。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，不过大量的书，我名正言顺地读了。我沦陷‮海上‬当灶下婢的时候，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？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。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。在新‮国中‬，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‮家国‬包了，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，只需全心全意为‮民人‬服务。我们全心全意为‮民人‬服务，只是我们不会为‮民人‬服务，因为我们不合格。然后‮家国‬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。我们领了⾼工资受教育，分明是‮家国‬亏了。

　　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‮导领‬到昌黎“走马看花”到徐⽔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。我们参与‮国全‬炼钢，‮国全‬大跃进，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。我家三口人，分散三处。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，12月底回京。我曾写过一篇《第一次下乡》，记我的“下放”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，他12月初下放昌黎，到下一年的一月底（即

历年底）回京。阿瑗下放工厂炼钢。

　　钱瑗到了工厂，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。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，能画，就要她画图。美工组画宣传画，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。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，精心学习。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，带她一处处参观。师傅常有创见，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。阿瑗能画出精确的图。能按图做出模型，灌注铁⽔。她留厂很久，对师傅非常佩服，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。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⽑主席像章留念。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。

　　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。我曾到昌黎“走马看花”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，而昌黎是富庶之区。钟书下放时“三年饥荒”已经开始。他的工作是捣粪，吃的是霉⽩薯粉掺⽟米面的窝窝头。他

历年底回‮京北‬时，居然很会顾家，带回很多‮京北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藌饯果脯。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，生怕接不到，生怕他到了‮京北‬还需回去。

　　我们夫

分离了三个月，又团聚了。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⼊城內旧海军大院。这年五月，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。房子比以前更小，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，分隔为五小间。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，还有一间做客厅，一间堆放箱笼什物。

　　搬进了城，到“定稿组”工作方便了，逛市场、吃馆子也方便了。钟书是爱吃的。“三年饥荒”开始，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。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，阿瑗快毕业了，她出⾝不好。她自己是“⽩专”又加⽗⺟双“⽩”她只是个尽本分的‮生学‬，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？她填的志愿是“支边”如果是北方的“边”我还得为她做一件“⽪大哈”呢。

　　自从她进了大学，校內活动多，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。炼钢之前，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‮觉睡‬。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，说：“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，妈妈，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。”于是倒头就睡。到了四点半，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，也不敢多问，怕耽搁时间。我那间⾖腐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

。可是，她不常回家。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，和家里生疏了；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，我们的女儿就流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

　　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。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。我们得知消息，说不尽的称心満意。因为那个年代，毕业生得服从分配。而分配的工作是终⾝的。我们的女儿可以永远在⽗⺟⾝边了。

　　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。钟书和我常带了女儿出去吃馆子，在城里一处处吃。钟书早年写的《吃饭》一文中说：“吃讲究的饭，事实上只是吃菜。”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。上随便什么馆子，他总能点到好菜。他能选择。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，一眼看到全部，又从中选出最好的，他和女儿在这方面都擅长：到书店能买到好书，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，到绸布庄能选出好⾐料。我呢，就仿佛是一个昏君。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。

　　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，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‮乐娱‬。钟书是近视眼，但耳朵特聪。阿瑗耳聪目明。在等待上菜的时候，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。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，也不经心。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。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。

　　“那边两个人是夫

，在吵架…”

　　“跑来的这男人是夫

吵架的题目———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？…看他们的脸…”

　　“这一桌是请亲戚”———谁是主人，谁是主客，谁和谁是什么关系，谁又专爱说废话，他们都头头是道。

　　我们的菜一一上来，我们一面吃，一面看。吃完饭算账的时候，有的“戏”已经下场，有的还演得正热闹，还有新上场的。

　　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。我们三人在一起，总有无穷的趣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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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书带了女儿到武昌探亲之前，1957年的5月间，在‮京北‬上大学的外甥女来我家玩，说北大的‮生学‬都贴出大字报来了。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，真的満墙都是。我们读了很惊讶。三反之后，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。原来一点没变，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，比大字报上流露的还平和些。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，心上大为舒畅。几年来的不自在，这回得到了安慰。人还是人。　　接下来就是‮导领‬号召鸣放了。钟书曾到‮南中‬海亲耳听到⽑主席的讲话，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，并未想到“引蛇出洞”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，听到各种论说，方知是经过长期精心策划的事，使我们对“政治”悚然畏惧。　　所內立即号召鸣放。我们认为号召的事，就是政治运动。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。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《红楼梦》的“⾊空思想”接下来是肃反，又是反胡风。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。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，提升为一级研究员，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。接下来是⾼级知识分子受优待，出行有⾼级车，医疗有⾼级医院；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。　　风和⽇暖，鸟鸣花放，原是自然的事。一经号召，我们就警惕了。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，已经放心満意。上面只管号召“鸣放”四面八方不断地引催促。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。我对钟书说：“请吃饭，能不吃就不吃；情不可却，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。”钟书说：“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。”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，说的话都正确。例如有人问，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？我说：“不觉得。”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们沦陷‮海上‬期间，不论什么工作，只要是正当的，我都做，哪有选择的自由？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。我老实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爱‘起哄’。”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“起哄”也就不相強。　　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⽗时，已感到将有风暴来临。果然，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，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。　　运动开始，‮导领‬说，这是“‮民人‬內部矛盾”內部矛盾终归难免的，不⾜为奇。但运动结束，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。我们始终保持正确，运动总结时，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“对右派言论有共鸣”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，也就逃过了厄运。　　钟书只愁爹爹发议论。我不知我的公公是“准右派”还是“漏网右派”反正运动结束，他已不在了。　　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，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。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；我“以勤补拙”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內的书。我按照计划完成《吉尔-布拉斯》的翻译，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。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，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给我重译《堂-吉诃德》的任务。　　恰在反右那年的舂天，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，并未引起注意。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《宋诗选注》，1958年出版。反右之后又来了个“双反”随后我们所內掀起了“拔⽩旗”运动。钟书的《宋诗选注》和我的论文都是⽩旗。郑振铎先生原是大“⽩旗”但他因公遇难，就不再“拔”了。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⽑选的定稿工作。一切“拔”他的《宋诗选注》批判，都由我代领转达。后来因⽇本汉学家吉川幸次郞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，也不拔了。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“⽩旗”给拔下又撕得粉碎。我暗下决心，再也不写文章，从此遁⼊翻译。钟书笑我“借尸还魂”我不过想借此“遁⾝”而已。　　许多人认为《宋诗选注》的选目欠佳。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：要选的未能选⼊，不必选的都选上了。其实，在选本里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；钟书认为不必选的，能选出来也不容易。有几首小诗，或反映民间疾苦，或写‮民人‬沦陷敌区的悲哀，自有价值，若未经选出，就埋没了。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，选目由他自定，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是很大胆的不选。　　选宋诗，没有现成的《全宋诗》供选择。钟书是读遍宋诗，独自一人选的。他没有一个助手，我只是“贤內助”陪他买书，替他剪贴，听他和我商榷而已。那么大量的宋诗，他全部读遍，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。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，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。　　《宋诗选注》虽然受到批判，还是出版了。他的成绩并未抹杀。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，不过大量的书，我名正言顺地读了。我沦陷‮海上‬当灶下婢的时候，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？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。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。在新‮国中‬，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‮家国‬包了，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，只需全心全意为‮民人‬服务。我们全心全意为‮民人‬服务，只是我们不会为‮民人‬服务，因为我们不合格。然后‮家国‬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。我们领了⾼工资受教育，分明是‮家国‬亏了。　　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‮导领‬到昌黎“走马看花”到徐⽔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。我们参与‮国全‬炼钢，‮国全‬大跃进，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。我家三口人，分散三处。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，12月底回京。我曾写过一篇《第一次下乡》，记我的“下放”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，他12月初下放昌黎，到下一年的一月底（即历年底）回京。阿瑗下放工厂炼钢。　　钱瑗到了工厂，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。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，能画，就要她画图。美工组画宣传画，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。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，精心学习。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，带她一处处参观。师傅常有创见，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。阿瑗能画出精确的图。能按图做出模型，灌注铁⽔。她留厂很久，对师傅非常佩服，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。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⽑主席像章留念。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。　　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。我曾到昌黎“走马看花”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，而昌黎是富庶之区。钟书下放时“三年饥荒”已经开始。他的工作是捣粪，吃的是霉⽩薯粉掺⽟米面的窝窝头。他历年底回‮京北‬时，居然很会顾家，带回很多‮京北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藌饯果脯。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，生怕接不到，生怕他到了‮京北‬还需回去。　　我们夫分离了三个月，又团聚了。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⼊城內旧海军大院。这年五月，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。房子比以前更小，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，分隔为五小间。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，还有一间做客厅，一间堆放箱笼什物。　　搬进了城，到“定稿组”工作方便了，逛市场、吃馆子也方便了。钟书是爱吃的。“三年饥荒”开始，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。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，阿瑗快毕业了，她出⾝不好。她自己是“⽩专”又加⽗⺟双“⽩”她只是个尽本分的‮生学‬，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？她填的志愿是“支边”如果是北方的“边”我还得为她做一件“⽪大哈”呢。　　自从她进了大学，校內活动多，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。炼钢之前，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‮觉睡‬。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，说：“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，妈妈，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。”于是倒头就睡。到了四点半，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，也不敢多问，怕耽搁时间。我那间⾖腐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。可是，她不常回家。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，和家里生疏了；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，我们的女儿就流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　　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。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。我们得知消息，说不尽的称心満意。因为那个年代，毕业生得服从分配。而分配的工作是终⾝的。我们的女儿可以永远在⽗⺟⾝边了。　　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。钟书和我常带了女儿出去吃馆子，在城里一处处吃。钟书早年写的《吃饭》一文中说：“吃讲究的饭，事实上只是吃菜。”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。上随便什么馆子，他总能点到好菜。他能选择。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，一眼看到全部，又从中选出最好的，他和女儿在这方面都擅长：到书店能买到好书，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，到绸布庄能选出好⾐料。我呢，就仿佛是一个昏君。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。　　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，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‮乐娱‬。钟书是近视眼，但耳朵特聪。阿瑗耳聪目明。在等待上菜的时候，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。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，也不经心。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。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。　　“那边两个人是夫，在吵架…” 　　“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吵架的题目———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？…看他们的脸…” 　　“这一桌是请亲戚”———谁是主人，谁是主客，谁和谁是什么关系，谁又专爱说废话，他们都头头是道。　　我们的菜一一上来，我们一面吃，一面看。吃完饭算账的时候，有的“戏”已经下场，有的还演得正热闹，还有新上场的。　　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。我们三人在一起，总有无穷的趣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