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仨完整版,第十四节-阿奇小说网

书号:44840 时间:2017/12/12 字数:35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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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办公室并不大，兼供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。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。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，一室一家；走廊是家家的厨房。女厕在邻近，男厕在东尽头。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満杂物的长走廊。他只能“⾜不出户”

　　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。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，选书、买书是他的特长。中文的善本、孤本书籍，能买到的他都买。外文（包括英、法、德、意等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流作品，应有尽有。外宾来参观，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精当完美。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，又是钟书流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。外文所相离不远。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。

　　我们在师大，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；搬⼊学部七楼，又有文学所、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。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，也可以安居乐业。钟书的“大⾆头”最早恢复正常，渐渐手能写字，但两脚还不能走路。他继续写他的《管锥编》，我继续翻译《堂-吉诃德》。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，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。

　　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⼲校期间，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，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。老太太受过⾼等教育，精明能⼲，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。她感

阿瑗，和她结识后，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，哄阿瑗到她家去。阿瑗哄不动。老太太就等我们由⼲校回京后，亲自登门找我。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；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

朋友。我们都同意了。可是阿瑗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结婚了，我陪着爸爸妈妈。”我们都不愿勉強她。我只说：“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，撇下你一个人，我们放得下心吗？”阿瑗是个孝顺女儿，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庒力。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，终于在一九七四年，我们搬⼊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。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，虽然⾝处陋室，心上也很安适。我的女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，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。

　　“斯是陋室”但钟书翻译⽑主席诗词的工作，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。

　　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，袁⽔拍同志来访说：“江青同志说的，‘五人小组’并未解散，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。”我至今不知“五人小组”是哪五人。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‮四六‬年开始的。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，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，说说闲话。“文化大⾰命”中工作停顿，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。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。另二人不知是谁。

　　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‮导领‬的。但是我没有问过，只觉得江青“抓尖儿卖乖”抢着来‮导领‬这项工作。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：“钱钟书病着呢。他歪歪倒倒地，只能在这屋里待着，不能出门。”

　　对方表示：钱钟书不能出门，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。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
　　我们这间房，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，但没有横格。年轻人用从⼲校带回的破木箱，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，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。顶着西墙，横放两张行军

。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，权当

头柜兼⾐柜。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。近南窗，贴着西墙，靠着

，是一张小书桌，我工作用的。我正在翻译，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，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

上。我除了这间屋子，没有别处可以容⾝，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。近门有个洗脸架，旁有⽔桶和小⽔缸，权充上下⽔道。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，放锅碗瓢盆。暖气片供暖不⾜，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，生上一只煤炉，旁边放几块蜂窝煤。门口还挂着夏⽇挡蚊子冬⽇挡风的竹帘子。

　　叶君健不嫌简陋，每天欣然跑来，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。袁⽔拍只好坐在侧面，竟没处容膝。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，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。据说“钟书同志不懂诗词，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”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，他们只来过两三次。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，満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。⽑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。

　　袁⽔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，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。他先说，屋子太小了，得换个房子。我和钟书异口同声，一个说“这里很舒服”；一个说“这里很方便”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，如何有人照顾等等，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。袁辞去后，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：“我们要江青给房子！”然后传来江青的话：“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，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，照顾钟书同志。”我不客气地说：“我不会照顾人，我还要阿姨照顾呢。”过了一天，江青又传话：“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。”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，两人都呆着脸，一言不发。我不知道袁⽔拍是怎么回话的。

　　一九七五年的‮庆国‬⽇，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，他请了病假。下午袁⽔拍来说：“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，接两位去游园。”钟书说：“我国宴都没能去。”袁说：“钟书同志不能去，杨绛同志可以去呀。”我说：“今天阿姨放假，我还得做晚饭，还得看着病人呢。”我对袁⽔拍同志实在很抱歉，我并不愿意得罪他，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，只好对不起他了。⽑主席诗词翻译完毕，听说还开了庆功会，并飞往‮国全‬各地征求意见。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，以后的事，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。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。

　　这年冬天，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。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塞。我临睡服安眠药，睡中闻到煤气味，却怎么也醒不过来，正挣扎着要醒，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。这沉重的一声，帮我醒了过来。我迅速穿⾐起来，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⾐，立即打开北窗。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，急起开窗，但头晕倒下，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，又跌下地。我把他扶上

，又开了南窗。然后给他戴上帽子，围上围巾，严严地包裹好，自己也像严冬在露天过夜那样穿戴着。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。南北门窗洞开，屋子小，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。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

。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，帮我醒了过来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。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，几年后才消失。

　　一九七六年，三位

和‮家国‬ ‮导领‬人相继去世。这年的七月二十八⽇凌晨唐山地震，余震不绝，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，震

大地，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。

　　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，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蔵室，封闭的几年间，冬天生了暖气，积聚不散，把房子

裂，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

。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，并不漏风。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，很坚固，顶上也不是预制板，只两层⾼，并不危险。

　　但是所內年轻人不放心。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，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‮全安‬的圆穹顶大食堂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

以及⽇用必需品都搬⼊大食堂，并为我们占了最‮全安‬的地位。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，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“一家家吃将来”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，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。我一方面感

他们，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。

　　我们的女儿女婿都来看顾我们。他们作了更‮全安‬的措施，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。所內年轻朋友因満街都住着避震的人，一路护着我们到女儿家去。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，心里特别温馨。

　　这年的十月六⽇“四人帮”被捕，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，随手就把手纸撕毁。好振奋人心的消息！

　　十一月二十⽇，我译完《堂-吉诃德》上下集（共八册），全部定稿。钟书写的《管锥编》初稿亦已完毕。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女儿家，住了几天，又回到学部的陋室。因为在那间屋里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。校订《管锥编》随时需要查书，可立即解决问题。

　　《管锥编》是⼲校回来后动笔的，在这间办公室內完成初稿，是“文化大⾰命”时期的产物。有人责备作者不用⽩话而用文言，不用浅易的文言，而用艰深的文言。当时，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，正逞威横行。《管锥编》这类著作，他们容许吗？钟书⼲脆叫他们看不懂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，他不用炫耀学问。

　　“嘤其鸣兮，求其友声。”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，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。钟书是坐冷板凳的，他的学问也是冷门。他曾和我说：“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。”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，不求有名有声。

　　钟书脚力渐渐恢复，工作之余，常和我同到⽇坛公园散步。我们仍称“探险”？因为我们在一起，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。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，对什么都有‮趣兴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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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并不大，兼供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。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。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，一室一家；走廊是家家的厨房。女厕在邻近，男厕在东尽头。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満杂物的长走廊。他只能“⾜不出户” 　　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。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，选书、买书是他的特长。中文的善本、孤本书籍，能买到的他都买。外文（包括英、法、德、意等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流作品，应有尽有。外宾来参观，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精当完美。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，又是钟书流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。外文所相离不远。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。　　我们在师大，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；搬⼊学部七楼，又有文学所、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。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，也可以安居乐业。钟书的“大⾆头”最早恢复正常，渐渐手能写字，但两脚还不能走路。他继续写他的《管锥编》，我继续翻译《堂-吉诃德》。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，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。　　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⼲校期间，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，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。老太太受过⾼等教育，精明能⼲，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。她感阿瑗，和她结识后，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，哄阿瑗到她家去。阿瑗哄不动。老太太就等我们由⼲校回京后，亲自登门找我。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；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朋友。我们都同意了。可是阿瑗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结婚了，我陪着爸爸妈妈。”我们都不愿勉強她。我只说：“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，撇下你一个人，我们放得下心吗？”阿瑗是个孝顺女儿，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庒力。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，终于在一九七四年，我们搬⼊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。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，虽然⾝处陋室，心上也很安适。我的女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，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。　　“斯是陋室”但钟书翻译⽑主席诗词的工作，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。　　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，袁⽔拍同志来访说：“江青同志说的，‘五人小组’并未解散，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。”我至今不知“五人小组”是哪五人。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‮四六‬年开始的。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，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，说说闲话。“文化大⾰命”中工作停顿，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。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。另二人不知是谁。　　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‮导领‬的。但是我没有问过，只觉得江青“抓尖儿卖乖”抢着来‮导领‬这项工作。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：“钱钟书病着呢。他歪歪倒倒地，只能在这屋里待着，不能出门。” 　　对方表示：钱钟书不能出门，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。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　　我们这间房，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，但没有横格。年轻人用从⼲校带回的破木箱，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，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。顶着西墙，横放两张行军。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，权当头柜兼⾐柜。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。近南窗，贴着西墙，靠着，是一张小书桌，我工作用的。我正在翻译，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，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上。我除了这间屋子，没有别处可以容⾝，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。近门有个洗脸架，旁有⽔桶和小⽔缸，权充上下⽔道。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，放锅碗瓢盆。暖气片供暖不⾜，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，生上一只煤炉，旁边放几块蜂窝煤。门口还挂着夏⽇挡蚊子冬⽇挡风的竹帘子。　　叶君健不嫌简陋，每天欣然跑来，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。袁⽔拍只好坐在侧面，竟没处容膝。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，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。据说“钟书同志不懂诗词，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”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，他们只来过两三次。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，満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。⽑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。　　袁⽔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，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。他先说，屋子太小了，得换个房子。我和钟书异口同声，一个说“这里很舒服”；一个说“这里很方便”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，如何有人照顾等等，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。袁辞去后，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：“我们要江青给房子！”然后传来江青的话：“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，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，照顾钟书同志。”我不客气地说：“我不会照顾人，我还要阿姨照顾呢。”过了一天，江青又传话：“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。”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，两人都呆着脸，一言不发。我不知道袁⽔拍是怎么回话的。　　一九七五年的‮庆国‬⽇，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，他请了病假。下午袁⽔拍来说：“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，接两位去游园。”钟书说：“我国宴都没能去。”袁说：“钟书同志不能去，杨绛同志可以去呀。”我说：“今天阿姨放假，我还得做晚饭，还得看着病人呢。”我对袁⽔拍同志实在很抱歉，我并不愿意得罪他，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，只好对不起他了。⽑主席诗词翻译完毕，听说还开了庆功会，并飞往‮国全‬各地征求意见。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，以后的事，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。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。　　这年冬天，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。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塞。我临睡服安眠药，睡中闻到煤气味，却怎么也醒不过来，正挣扎着要醒，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。这沉重的一声，帮我醒了过来。我迅速穿⾐起来，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⾐，立即打开北窗。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，急起开窗，但头晕倒下，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，又跌下地。我把他扶上，又开了南窗。然后给他戴上帽子，围上围巾，严严地包裹好，自己也像严冬在露天过夜那样穿戴着。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。南北门窗洞开，屋子小，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。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。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，帮我醒了过来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。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，几年后才消失。　　一九七六年，三位和‮家国‬ ‮导领‬人相继去世。这年的七月二十八⽇凌晨唐山地震，余震不绝，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，震大地，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。　　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，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蔵室，封闭的几年间，冬天生了暖气，积聚不散，把房子裂，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。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，并不漏风。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，很坚固，顶上也不是预制板，只两层⾼，并不危险。　　但是所內年轻人不放心。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，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‮全安‬的圆穹顶大食堂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以及⽇用必需品都搬⼊大食堂，并为我们占了最‮全安‬的地位。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，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“一家家吃将来”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，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。我一方面感他们，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。　　我们的女儿女婿都来看顾我们。他们作了更‮全安‬的措施，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。所內年轻朋友因満街都住着避震的人，一路护着我们到女儿家去。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，心里特别温馨。　　这年的十月六⽇“四人帮”被捕，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，随手就把手纸撕毁。好振奋人心的消息！　　十一月二十⽇，我译完《堂-吉诃德》上下集（共八册），全部定稿。钟书写的《管锥编》初稿亦已完毕。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女儿家，住了几天，又回到学部的陋室。因为在那间屋里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。校订《管锥编》随时需要查书，可立即解决问题。　　《管锥编》是⼲校回来后动笔的，在这间办公室內完成初稿，是“文化大⾰命”时期的产物。有人责备作者不用⽩话而用文言，不用浅易的文言，而用艰深的文言。当时，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，正逞威横行。《管锥编》这类著作，他们容许吗？钟书⼲脆叫他们看不懂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，他不用炫耀学问。　　“嘤其鸣兮，求其友声。”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，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。钟书是坐冷板凳的，他的学问也是冷门。他曾和我说：“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。”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，不求有名有声。　　钟书脚力渐渐恢复，工作之余，常和我同到⽇坛公园散步。我们仍称“探险”？因为我们在一起，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。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，对什么都有‮趣兴‬。